那个总是穿着深蓝色工装裤的中年男人，是我记忆中最温暖的风景。他比我大十五岁，在镇上的机械厂工作，常年被机油染得双手黝黑。每当夕阳的余晖透过厂区铁门斜射进来，他弓着脊背检查零件的身影，总会让我想起老家屋檐下垂挂的铜风铃。

第一次见到叔叔是在小学三年级。那天我发高烧晕倒在教室走廊，朦胧中看见他蹲在走廊尽头的台阶上，正用冻得通红的手指给自行车胎打气。他听见动静抬头时，安全帽上沾着的铁屑在阳光下闪着细碎的光。后来才知道那天他刚结束连续三天的加班，回家路上又撞见有人推倒装满零件的推车，就顺手帮忙扶正了车架。

叔叔的工装口袋永远别着三样东西：老式机械表、磨得发亮的放大镜和半包红塔山。机械表是他从退伍时父亲留下的，表盘上的划痕记录着二十年的磨损；放大镜是给女儿修书包拉链时买的，现在用来检查零件的精度；那包烟则是厂里老工友们的"接济"，每当他帮别人修好机器，工友就会往他口袋里塞两根烟。

去年冬天特别冷，我因为贪玩在结冰的河面滑倒，右腿膝盖肿得像馒头。叔叔二话不说背着我往医院跑，军绿色棉袄被压出两道深痕。急诊室里他守着我打点滴，用放大镜检查我膝盖的淤青，突然发现我书包带子磨断了，转身就跑进自动售货机买了包新文具。"零件有次序才能运转，人生也是。"他边说边用酒精棉球擦拭我打针的手背，那声音像老式电钻的嗡鸣，在寂静的病房里格外清晰。

厂区后墙的梧桐树见证过许多故事。记得初二那年我数学考砸了，躲在树下哭得泣不成声。叔叔摘下安全帽坐在旁边，从工具箱里掏出个铁皮盒子，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泛黄的笔记本。翻开第一页，是小学时他写的算术题，红笔批注着"错，进位要加一"。后来每个周末，他都会带着我蹲在树下，用机械原理讲解方程式，把齿轮比作分数，让皮带传动理解正负数。

去年暑假我跟着叔叔去检修高铁道岔，他教我用听诊器判断钢轨的疲劳程度。当听到细微的"咯吱"声时，他立即用粉笔在钢轨旁做了标记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与钢轨的阴影重叠在一起，仿佛时光也随着他的节奏缓缓流动。"机械会老去，但人的眼睛要永远保持新。"他指着远处正在调试的列车，轨道尽头升起的白雾在晚风里散开，像极了小时候他教我折的纸飞机。

前些天收拾旧物，在叔叔的工具箱底发现张泛黄的工作证。照片里穿军装的青年笑容灿烂，背后的标语写着"退伍不褪色"。原来他年轻时是边防兵，退伍后主动申请到机械厂当技术员。这个总把"零件对不上就整个拆了重装"的男人，自己人生的齿轮却始终严丝合缝地咬合着。

窗外的梧桐叶又黄了，树影在书桌上投下斑驳的几何图案。我摩挲着叔叔送的机械闹钟，秒针走动时发出清脆的滴答声，像极了那个总在深夜里为我修理自行车后座的身影。或许每个人都是精密的机械，而真正的匠心，是把对世界的善意，化作永不生锈的螺丝钉。